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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zhàn)爭時期，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基督徒與全國人民一道，懷著拳拳愛國之心，同仇敵愾、抵御外侮?，F(xiàn)選取一些抗戰(zhàn)時期中國基督徒就基督徒是否要參加抗戰(zhàn)、以什么方式參加抗戰(zhàn)進行的神學思考，以展現(xiàn)中國基督徒在國家危難之際對信仰與現(xiàn)實的思考和行動。

吳耀宗

“九一八”事變后，吳耀宗最初持唯愛主義立場，然而，在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面對國家的危難、日本的暴行，吳耀宗在思想上經(jīng)歷了從淳樸的唯愛主義到對日不合作，到理論上唯愛、行動上支持武力抗戰(zhàn)，到與各界愛國人士并肩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到主張因愛而用武力不違背唯愛精神，到歌頌武力抵抗侵略，最終完成了艱難的政治思想（也是神學思想）的轉(zhuǎn)變過程。他在《基督教信仰的本質(zhì)及其在大時代中的意義》一文中談到基督教對于抗戰(zhàn)建國中的中國可能有的貢獻：“我以為基督教在現(xiàn)在應當充分發(fā)揮它的反侵略的作用……這幾年來，全世界的基督徒不但一致地擁護中國正義的抗戰(zhàn)，他們也普遍地發(fā)動了反侵略、反法西斯、反帝國主義戰(zhàn)爭的運動……在今日侵略者到處瘋狂地發(fā)動戰(zhàn)爭的時候，基督教主張公道、維護正義的力量，尤其是在弱小民族中，應當是極其重要的?！?

在1942年發(fā)表的《基督教與新中國》中，吳耀宗明確表示：“中國抗戰(zhàn)，已經(jīng)快到五年了。在這五年當中，我們遭遇了空前的苦難，也為民族生死存亡的斗爭付了空前的代價。然而我們相信，這一切并不是無意義的犧牲，而是新中國建設所必須經(jīng)過的歷程，是民族復興所不可缺少的鍛煉。因此，不管我們前面還有著多少困苦艱難的旅程，我們還是抱著決心，鼓著勇氣，邁步前進！”

“形勢雖然嚴重，國內(nèi)卻沒有厭戰(zhàn)的情緒，沒有失敗主義的論調(diào)。相反地，我們相信，大多數(shù)的民眾，他們愛國的熱情，他們?yōu)閲鵂奚臎Q心，并沒有減于‘七七’發(fā)動抗戰(zhàn)的時候。只要他們有用武之地，只要他們曉得他們的血汗不致白流，他們是可以前仆后繼，絕無反顧的……也許這是中華民族一個苦難的時候，也許中華民族必須經(jīng)過一次烈火的洗禮，才能燒凈現(xiàn)在的渣滓，獲得它的新生。但我們堅決地相信，我們是必定能夠勝利地度過這個苦難的。因此，我們便堅決地相信，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正如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的前途》）

趙紫宸

1931年，針對日本侵略東北，趙紫宸代表《真理與生命》撰寫聲明，譴責日本“用武力侵占中國的國土，殺戮中國的人民，違反世界和平的公約，蔑視人類共同的幸?！薄！拔覀兺葱募彩祝迱捍朔N違逆公理、蔑視人道、破壞人類文化的罪惡！”（《基督徒對于日本侵占中國國土應當持什么態(tài)度》）

隨著抗戰(zhàn)形勢越來越嚴峻，基督徒的思考不再停留于對日本侵略的義憤，而開始尋求以何種途徑救國，趙紫宸亦是如此。他認為，中國的希望在于用十字架的犧牲精神拯救人心，通過這條途徑，中國的希望由普通大眾、有為青年、所遭受的苦難、有覺悟的知識分子所共同譜寫。這條路不但是窄而直的，也是長而遠的，非一時所能奏效。（《我們的十字架就是我們的希望》）“國家的危險甚于累卵。我們信奉基督而作宗教教育的人，在此種大難中，雖然知道杯水車薪，無濟于事，然而我們不能不秉承耶穌的圣訓，不能不抱‘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決心，去培養(yǎng)青年信眾們的人格。我們明知這件事是迂緩而久遠的；不過在中國長期奮斗的程途中，這是必須要的一件事。”（《宗教教育者應如何應付國難》）

國難當頭，中國人民應當團結(jié)起來，“國家臨難，萬眾一心，足以轉(zhuǎn)危為安。所以上海戰(zhàn)事發(fā)生后，十九路軍士的神勇，對于全國人的精神有莫大的貢獻”，“基督教中的宗教教育家在現(xiàn)在中國應當努力在民眾中創(chuàng)造積極的責任心與團結(jié)力”。趙紫宸肯定了抗戰(zhàn)的必要性和意義，認為中國“自衛(wèi)的抵抗卻完全根基于公理與人道。中國要保持國格，維護自由，捍衛(wèi)主權，堅守土地，是應當?shù)?，是基督教所必須應許的”?！叭祟愂プ杂膳c主權，即不足以為人類，人群失去團結(jié)與互助，即不足以為人群，因而奮起，捍衛(wèi)國家，與殘暴的鬼魔頑抗?！蓖瑫r，結(jié)合“基督教自古有衛(wèi)道殉道的偉烈”，趙紫宸提出，面對抗日救亡，“宗教教育者要祈禱要慷慨激烈地鼓鑄勇敢犧牲的志節(jié)”，“耶穌的弟子當有真，有愛，有大無畏的奮斗精神”?！敖袢枕氈鲝垼殞嵤┱?，唯有自奮自強，不屈不撓，因為舍此即不是耶穌的教訓，亦即無生命的道路。”（《宗教教育者應如何應付國難》）

謝扶雅

面對日本的暴行，謝扶雅主張武力抗日，認為唯愛與武力是相容的。他在《唯愛與武力果不相容嗎》一文中引用儒家的“通經(jīng)達權”來說明唯愛與戰(zhàn)爭的關系。誠實是“經(jīng)”，有時不得已講句違心的話是“權”；“權”無背于“經(jīng)”，因為它的動機原和“經(jīng)”在一條路線上。如果在萬不得已的場合，亦拘執(zhí)不用武力，也未免太迂愚；愚也不能算是“經(jīng)”了。“‘權’的武力，只從手出，不從心出，故于‘經(jīng)’無傷?！畽唷帽雀≡疲鋪硪搀E，其去也消，絕不著一點痕跡?！薄芭R時應急——尤其是臨時崛起抵抗強暴時所用的武力，例如一·二八我十九路軍之應戰(zhàn)，東北義勇軍之抵抗暴日……都不能說有背于愛之原理。”他既支持唯愛主義，又主張武力抗日，追求“雖然使用武力，而仍保有大愛的絕對”。

從信仰方面來說，謝扶雅認為抗日戰(zhàn)爭是符合基督教信仰的。在《抗戰(zhàn)中基督徒應做些什么？》一文中，他認為，基督教信仰是超民族、超國家的，基督徒之所以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不僅僅因為其對民族、對國家的侵略，更在于侵略者對于世界和平和公義的公然侵犯。基督教對于維持正義、和平、博愛也肩具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責任對外來說要呼吁國際社會的同道，譴責日本的暴行，聲討日本的侵略行徑，對內(nèi)則要盡一個公民應盡的責任，“凡是國家在抗戰(zhàn)時期命令你做什么，你無理由違背……每一個基督徒應如何加緊努力，做十個人或一百個人的事”。

王治心

面對日本的侵略行徑，王治心主張武力抗日，呼吁基督徒合力抵抗侵略，尋求救國的出路。他在《我們對于暴日的態(tài)度——對于反日的意見》一文中指出：“大多數(shù)灰色的基督徒，不明白它的真意義，只知道和平退讓是愛，不知道基督的愛，是在救人，救人的方式固不一樣，無論抵抗非抵抗，如果真能救人的，隨便哪一種方式，都是可以的。比方有一只老虎要吃人，我們不能不合力把這只老虎打倒，為的是要救人，決沒有讓老虎去恣意吃人，或者竟送人到老虎口里的理？因為老虎是無厭的，不會覺悟的?！薄盀槟壳坝?，只有整個全國武裝，拼一個你死我活，與其坐待滅亡，不如求九死中的一生?；酵酵緜?，不要誤解了基督的愛，不要受世界主義的迷，我們要救人，用抵抗來救中國自己，用抵抗來救日本人，用抵抗來救世界人類。因為無抵抗的愛，有時不但不能救人，反而要殺人?！薄盎浇淌侵鲝埵澜绾推降模欢鴳撝酪蠛推降膶崿F(xiàn)，必先要掃除和平的障礙。同時要積極地謀求自強，有抵抗侵略的力量與決心。對于擾亂世界和平的帝國主義，不怕犧牲，期望真正和平的實現(xiàn)，這便是我們基督教教育界所應當擔負的責任?！保ā段覍τ趪y教育的意見》）

鄧述堃

鄧述堃在《從基督教的立場說到反侵略運動》一文中提出，宗教追求的救世目標總與侵略者的倒行逆施及一己私利相矛盾。基督教的立場是主張和平的，但這種和平是建立在人類平等的基礎上，日本的行為無疑破壞了這種平等，所以奮起反抗、捍衛(wèi)和平是正當?shù)?。一切侵略?zhàn)爭都出于一個國家或民族或集團的私利，而基督教的十字架殉難精神則主張殺身成仁，爭取正義的勝利以挽救世界?！盎浇屉m然是一個主張和平的宗教，但他所主張的和平，是以人類平等為原則，在互相親愛的條件下共謀和平的幸福。凡一切茍且偷安與惡勢力妥協(xié)的和平，是基督主義所不能相容的。”“我想基督耶穌設使今日還在世間，他親眼看見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這種強暴的侵略或種種慘無人道的行為，他一定不忍坐視，定要加以猛烈的攻擊，并且要領導我們這四萬萬五千萬的受壓迫民眾，來進行一切解放運動，俾可得到完全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在現(xiàn)階段的中國，處于強暴勢力壓迫之下，我們凡屬基督信徒的，或非信徒的同胞，應當一致效法耶穌為正義，真理，奮斗的精神，努力參加我國一切救亡運動，并聯(lián)合國際間一切愛好和平的份子，加強我們抗戰(zhàn)的力量，來消滅一切不合人道的戰(zhàn)爭，與強暴的侵略，俾對侵略者，實施有效之制裁，促成真正之和平?！?

劉廷芳

抗戰(zhàn)初期，面對政府當局的腐敗，一些教會領袖主張，要救中國于危難之中，非一朝一夕的抵抗所能成就，應當從基督教信仰出發(fā)，反躬內(nèi)省、改革人心、革除積弊，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劉廷芳在《國難中教會的使命》一文中說：“國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我國當局，其中賢者忠者仁者智者固然不是無人，然而腐敗者，黑暗者，誤國害民者，自私自利者，只知有家不知有國者，貪婪淫欲者，殘害同胞者，間接直接賣國者，其數(shù)豈不是可以車載斗量？哪一個機關，哪一個組織，哪一個政黨沒有這樣的人？哪一天沒有這樣的行為？倘若神是公道的，對于強敵的橫蠻固然不能漠視，對于國內(nèi)這一切罪惡，又豈能偏袒？”他提出國人應當“舉國一致的，自己擦清了眼睛，看見自己的罪惡，舉國一致上下齊心的懺悔，決志痛改前非，求新的生活，潔凈的生活”，唯有消除自私自利、消除腐敗，同時積極奮斗、強大自己，中國的前途才有希望?！拔乙詾樽龌酵降膽斦J定我們要圖存必須奮斗，基督徒在這時期中須作先知先覺，力行實踐的倡導者領導國民去奮斗……我們今日應當不務空言，事無論大小，擇實際可行，實際當行的，各盡心力去實行。除卻全國人人積極的奮斗，中國無生存的希望?！保ā痘酵浇袢諡閲y的奮斗》）

張雪巖

張雪巖最初支持唯愛主義的思想，然而到了抗日戰(zhàn)爭后期，他的態(tài)度發(fā)生明顯轉(zhuǎn)變，正如他在《田家半月報》上發(fā)表的慷慨激昂的文章中所言：“不論基督教的大中小學校，都應在中華基督教總會的號召下動員起來，已屆兵役年齡的學生首先響應知識青年從軍，一洗基督教麻醉落伍的恥辱，基督教的青年學生應以自己的生命效法青年耶穌，獻給為國家為人類爭取自由的大目的，成仁取義是基督教青年的天職，莫逃避，莫遲疑，起來吧，將十字架的義旗高舉起來，不能從軍的，可組織勸募隊，課余之暇和休假期間，應廣泛出動，分別勸募，都市的娛樂場所，飯館，商店，銀行，工廠，富紳巨室和達官闊人的住宅，都是基督教青年學生勸募的對象，為國家喊，為國家求，為國家哭，為國家跪?！彼栒偃珖鴶?shù)百萬信徒動員起來，報效國家、共爭勝利，“國家正在危急關頭，不論為民族的生存或為人類的自由，以宣揚真理正義標榜于世的基督徒，應本愛自由和平的信仰動員起來，踏著拿撒肋（耶穌的家鄉(xiāng)）那位義人的血跡，以犧牲無我的精神沖上義戰(zhàn)之路，動員吧！全國的基督徒，這是實踐十字架信仰的最好的機會，讓那義人在你的行為上復活，救民族救國家并救人類?！保ā痘浇掏綉w動員了》）

江文漢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江文漢以強烈的愛國熱情投身于喚醒民眾宣傳抗日的活動。1937年，他在給家人的書信中寫道：“我只愿政府有決心抵抗到底，我只愿新中國從困苦艱難里得以產(chǎn)生?！北磉_了他追求真理、渴望建立新中國的熱情和意志。他從圣經(jīng)的四福音書和保羅書信的神學角度思考基督徒要有愛、有盼望，要接納，并提出：“作為一個有生命力和價值的基督徒，就會持續(xù)敏感地面對當今懸而未決的重大社會問題?！薄皞€人宗教必須是社會性的，因為個性本身是扎根于社會的大環(huán)境中……我們宗教的虔誠和崇高理想必須輔以社會激情和嚴峻的現(xiàn)實主義?！?

1936年，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知識界、教育界紛紛予以表態(tài)，倡導一種國難時期的教育方案。對此問題，江文漢在《基督教教育與國難教育》一文中主張，國難教育在非常時期應有三項，即非常的課程（“使學生對于國家的危機，能得到真切的認識”），非常的訓練（“使學生演習戰(zhàn)時必要的技術”），非常的組織（使學生自動地組織救國會、國難宣傳隊、時事討論會，養(yǎng)成集體生活的行動與紀律）；基督教教育在此三點上，還需注意發(fā)揚人格教育（“基督教的精髓，就是服務和犧牲兩點，國難期中，正需要養(yǎng)成一班能為大眾服務、能為正義犧牲的青年”），思想自由與獨立的訓練，培養(yǎng)民族的信心。

抗戰(zhàn)伊始，面對日本侵略我國東三省的暴行，許多基督徒敏銳地看到了家國危難，積極尋求救國之道。一開始，非暴力不合作是教會中的主要立場，隨著戰(zhàn)事的深入、時局的變化，許多基督徒意識到唯愛主義行不通，開始主張通過武力抵抗侵略，同時他們也意識到，增強國力、改造人心才是長遠的救國強國之路。他們以各種方式支持抗日戰(zhàn)爭，有走上戰(zhàn)場殺敵者，更有在后方支持抗日者，他們組織各種戰(zhàn)時服務機構(gòu)，為前線戰(zhàn)士提供服務、開展救亡圖存宣傳活動、為窮苦民眾和婦女提供受教育機會、救濟有需要的人，從思想和行動上展現(xiàn)出中國基督徒與全國人民一道共赴國難、勇于犧牲的愛國之心。值此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之際，讓我們回顧歷史、銘記歷史，將愛國愛教的精神傳承下去。